江淮论坛杂志

江淮论坛杂志2022年第05期

• 中国医疗保障基金：政策演进、实践评估与可持续发展*

  郑功成

  摘要：医保基金是支撑医疗保障制度并实现其目标的物质基础，医保基金运行的安全可靠性决定着医保制度的实践效果。我国的医保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医保基金政策也在发展变化中不断完善，医保基金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财务状况总体稳健，累计结存基金丰厚，但仍存在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筹资机制欠佳、筹资水平整体偏低等问题，并面临着老龄化加速行进等挑战。基于医保制度定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发，应当重塑医保基金发展新理念，全面加快优化现行医保基金政策，不断缩小职工与居民的差距，通过改进筹资机制、提高统筹层次和统一医保待遇促进医保制度公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方式与科学控费实现医保基金可持续发展。

• 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孙 欣 陈卫平

  社区支持农业（CSA）是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由于起步相对较晚，我国CSA农场在实践中大多都面临经营成本高、农场供给单一和消费者需求多元的矛盾、消费者信任建立难、农场经营亏损等诸多问题。借鉴美国、法国和日本的CSA发展的经验，提出了我国CSA的发展需要探索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建立规范的行业标准、发展多元有机的认证方式、推动多农场联合、改善农场经营策略、倡导和支持CSA发展等对策建议，以促进我国CSA的可持续发展。

• 我国服务型制造的制度不足与完善方略*

  秦 柳

  加快推进服务型制造发展，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重塑、竞争力提升和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服务型制造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也是一种生产力。目前我国服务型制造的制度供给主要表现为国家和地方制定的一些相关政策，初步形成国家—省—市多层级的服务型制造政策体系。但我国服务型制造制度存在不足，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制约着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应重视非正式制度作用，加快建立标准和统计评价制度，建立健全法规政策体系，构建完善的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要素保障机制，形成以社会认知和企业价值观为先导、标准和统计评价制度为基础、法规政策体系为核心、要素保障机制为支撑的制度框架。

• 征收个人房产税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检验

  孙慧文

  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以重庆、上海两地2011年开始实施的个人房产税试点改革为例，利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可实证分析征收个人房产税如何影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研究结果表明，重庆的个人房产税试点政策在短期内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长期效果会减弱。而上海的个人房产税试点政策则无法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甚至会扩大这一差距。政策差异是导致收入分配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相比而言，重庆试行的个人房产税政策同时对存量房和增量房征税，其税率设置的累进性更为显著，能够发挥较强的收入调节效应。

• 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

  王成利1，2 孙学涛2 刘雪燕3

  摘要：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土地流转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土地流转不仅受农户家庭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农村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影响。利用“百村千户”调研数据，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能源动力类和水利设施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会以促进农户土地转出的方式抑制农户土地转入；交通运输类农村基础设施不会对农户土地转入产生影响，但会促进农户土地转出；而信息通讯类和医疗卫生类农村基础设施不仅不会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而且也不会影响农户土地转入。

• 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主动性工作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杨秀云1 田红彬1，2

  主动性工作行为是员工个体层面上影响组织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基于对产生员工主动性工作行为的认知动机及情感动机理论模型的综合考察，构建服务型领导会通过领导-下属关系和员工责任知觉两条路径促进员工主动性工作行为的关系模型，并引入员工任职时间作为调节变量。以商业银行的一线员工及其直接主管为研究对象，调查了245名员工和34名对应主管，共得到203名员工和34名主管的对应样本。层级回归分析表明：（1）服务型领导通过领导-下属关系、员工责任知觉两个中介变量影响员工的主动性工作行为；（2）员工任职时间调节了服务型领导对领导和下属关系的影响，员工任职时间越短，这种影响关系越强，而员工任职时间对服务型领导与员工责任知觉的调节作用未获得数据结果的支持。

• 积极风险治理：基于三农领域的认知与行动策略探析*

  颜 烨

  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业领域和市民群体，农村、农业、农民的风险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文章基于治理理论，将风险治理凸显为三农的主体内容，构建“认知—行动”分析框架（三农风险认知—韧性能力认知—治理行动体系），就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新发展阶段三农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类型风险的交互认知，以及对风险治理能力缺失和经济、管理、乡风文明、社群、生态韧性较低的认知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三农领域“积极风险治理”行动体系，即采取包括全方位、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全时空的“五全”主动积极治理方略，方能有效治理三农风险。

• 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元宇宙建构的空间政治学分析*

  张爱军 刘仕金

  元宇宙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存在论事件在空间维度上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从空间政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因之十分必要。空间政治学以空间生产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关注空间因何生产以及如何生产的实践问题，同时以空间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诉求，关注空间因何正义以及如何正义的价值问题。元宇宙作为一种新型空间具有特定的空间特征和空间属性，其生成建构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政府、资本、公众、技术等主体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元宇宙空间具体的生产建构过程中，由于主体间支配控制空间资源的能力存在着巨大差距，在缺乏正义价值引领的情况下，元宇宙可能会被资本、技术等元宇宙优势主体滥用，弱化人的主体性。对此，需要基于正义逻辑在元宇宙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建立相应的正义原则、确立相应的正义理念、构建相应的正义机制、优化相应的政治结构，这是实现元宇宙空间正义的根本路径。

• 从礼乐文明共同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化学的视角

  左康华

  悠久灿烂的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其蕴含的礼制传统、礼治意识和人文主义内核在历史上促生了礼乐文明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根基。这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使得近代中国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疑问和反思。借由西方文明的观照和比较，中华文明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桎梏，反身发掘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历史发展，从现代化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实践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礼乐文明的继承、超越与回归，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为东西文明的融会贯通和新的世界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基础。它既是对西方视角旧文明格局的突破，更是传统礼乐文明的涅槃和更高程度的自觉和完善，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带来了更美好的前景。

• 《论语》“吾与女弗如也”歧解辨*——兼及安大简《仲尼曰》

  乐爱国

  中国古代对《论语·公冶长》子曰“吾与女弗如也”的解读存在很大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汉儒解为孔子说自己与门人子贡俱不如颜回，以表达对子贡的安慰；二是宋代朱熹解为孔子对子贡的赞许。汉儒及包咸的解读广为流传，并为清代考据学所论证。朱熹的解读则受到较多批评，又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否定。歧解至今难断，而且学界越来越多地倾向汉儒的解读。安大简《仲尼曰》“吾不如回也”表明，孔子明确说过自己不如颜回，无疑为汉儒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证据。然而，朱熹的解读具有较深的理论意义，或许对今天重新解读孔子有较多的启发。

• 法家与变法的名实辨析*——兼论法术之士的悲剧命运

  李 锐1 周秦汉2

  法家在先秦其实被称为“法术之士”，“法家”之名称在汉初才确立起来。所谓变法，在开始时礼和法的差别不大，早期多有儒家士子参与其事；后来的变旧礼为新法，应该是刑律的公布与大量岀现造成的，特别是商鞅将刑罚和军事结合起来，一切以军事斗争为中心而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管理，使得礼制失去了实行的基础。法术之士结局多比较悲惨，这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依赖君主的个人意志有关，若失去了保障，就会作法自毙，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还是被保留下来。

• 朱熹“敬”思想的意蕴及时代意义*

  张品端 龚文华

  在宋代理学中，“敬”被理学家视为心性修养的重要工夫。朱熹因道南学派主体体验“未发求中”的方法无法抵达心体未发前的气象而转向将未发已发问题的着重点放在对心的考察上。他以性为未发、情为已发，未发之性为体、已发之情为用，提出“心有体用”“心通贯未发已发”。在此基础上，朱子对“敬”做了具体的规定，并以静坐持敬深化他所继承于程颐的“敬义夹持”说，提出了“涵养察识，用敬致知，用敬贯未发已发”的思想。“敬”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敬”的内在道德觉悟又必发为外在的道德行为，贯通人的内在心性与外在人生践履。朱子的“主敬”思想，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现成的工作伦理资源，而敬畏伦理则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防腐倡廉等提供了现实意义。

• 数据生产理论下爬虫技术的法律规制路径*

  高富平 冉高苒

  伴随互联网生产活动从内容生产到数据生产的深化与转变，爬虫技术也实现了从浅层内容向底层数据的迭代进化。传统法律研究对于数据内容层生产活动的探讨与反馈较多，而对于代码层的数据生产活动认识尚浅，由此造成爬虫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巨大争议。从数据生产理论来看，爬虫技术虽具有原始性、寄生性等负面特性，但也应认识到其技术逻辑背后的生产性意涵——数据重用。受限于现有法律的适用性、规范性或者体系性的阻碍，各国法律都未能妥善解决爬虫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超越关于数据权属的争议，从数据资源利用秩序的维度为爬虫技术的使用划定边界是另一条切实可行的规范路径。通过采用“控制”与“分享”的二元路径将爬虫技术的使用纳入正当的法秩序，可以实现数据利益的合理分配，促进数据要素的有序流通，更好地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激发数据价值。

• 个人信息匿名化的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构建“前端宽松+过程控制”规制模式之探讨

  李润生

  个人信息匿名化可区分为技术匿名化和法律匿名化。技术匿名化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技术匿名化的争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舆论压力深刻影响着法律匿名化的进程，个人信息的过度扩张和认定混乱困扰着制度的实施。个人信息“前端宽松+后端规制”模式是个人信息匿名化的宏观规制模式。“前端宽松”是指适度降低匿名化的认定标准，“过程控制”是指通过过程控制措施保障匿名化信息的安全，二者前后衔接、相互配合，共同组成逻辑闭环。“前端宽松+过程控制”的模式包括将处理者标准设置为匿名化的认定标准、增设安全港规则和符号型个人信息制度、增设禁止再识别制度、明示制度和公开制度等。

• 周期性与适应性：论社会关系调整的模式均衡

  贺雪峰 郑晓园

  社会关系的调整有不同的模式，但最终均服务于国家总体治理目标，不同的模式安排相互补充，且大多存在调整效应的周期性，也正是这种周期性让具体模式运转起来，并为调整社会关系、实现有效治理提供了保障。在当前新技术条件下，理解调整模式的互补性、周期性和适应性，有助于理解社会关系调整的本质，避免无效创新。

• 元宇宙视域下Web3.0重塑媒介发展新生态

  喻国明学术工作室

  网络技术的结构与社会使用之间存在复杂动态关系，从技术发展与人类实践的角度分析，得以管窥元宇宙时代的全新媒介生态。Web1.0到Web2.0再到Web3.0，网络技术的迭代升级实现了单向信息传递到双向信息互动，再到信息汇聚与价值共享的过程。技术的迭代沿着“所见—所荐—所建”的逻辑，在解决信息分发的效率问题后，开始寻求实现价值公平分配的方法。Web3.0技术作为元宇宙的基础设施，与元宇宙是“人—货（数字资产）—场（域）”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代表了数字媒介新生态。媒介新生态中，Web3.0去中心化自驱组织（DAO）技术逻辑下蕴含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转向，即Web2.0时代用户基于固定场域所产生的实践惯习，在Web3.0时代逐渐显示出微妙而流动的特点，体现出复杂性理论转向和涌现机制。驱动开放性的媒介系统，技术确权预示了用户从免费数字劳工升维为信息与价值实践主体的希望，有望开辟元宇宙新的应用场景。未来，Web2.0与Web3.0仍可能共存一段时间，待技术使用场景所需的相关技术成熟之后，用户端将迎来颠覆性的技术爆发。

• 新时代医疗救助制度的功能定位、责任分担与优化路径*

  翟绍果 陈兴怡

  中国医疗救助制度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救助资金筹集和支出规模持续提高，受益人群也随之扩大，制度体系、政策实践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但医疗救助发展空间有待拓展，责任分担有所失衡，制度效能亟须提升。立足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战略，新时代医疗救助制度应明晰适度性缓解的托底功能、主动性补位的衔接功能、多元化分担的互补功能和协同化保障的赋能功能，在财政均衡分担、区域调剂分担、制度协同分担和人群互助分担等方面进行适应性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切实增进人民福祉。为推动医疗救助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三重制度衔接机制，提升医疗救助统筹层次；整合救助项目资源，统一医疗救助管理运行；动态调整救助资金规模，优化医疗救助财政分担结构；健全救助监管体制，创新医疗救助服务机制。

• 德国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华 颖

  德国是现代医疗保险制度起源国。自1883年创制以来，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从强制性产业工人保险发展为全民医疗保险，从提供现金福利为主到以医疗服务为主，从医保机构自治管理到医保和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共同自治管理，从医保机构封闭散立走向开放和竞争，筹资方面走向全国统筹并加强国家干预，医保支付方式亦走向精细化。依法确定的制度框架、合理的筹资机制、公平的待遇给付、顺畅的管理体制、基于自治管理和集体协商基础上的三医协同、依具体情势而灵活调整的弹性机制造就了德国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医疗保险改革正向纵深推进，德国的医保实践可以给中国提供有益启示。

• 朝向自信与自主的中国研究*——基于费孝通与利奇“缺席对话”的悟析

  摘要：1990年，费孝通与利奇隔空开展了“一场缺席的对话”，至今细读起来仍值深思。利奇对中国村落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提出质疑，费孝通对此认真严肃地应答，寻求从文化的差异中去理解他们的分歧。费孝通由此提出人的因素在中国研究中的新意义，试图从理解人的角度去寻找中国研究的新出路。他凭借一种自信和自主的价值关怀，从个人田野经验的积累中领悟到类型比较方法论的意义所在，并最终将他们之间的和解看成是如何实现在跨文化的世界交往中，在不同文化碰撞时能够包容相处，从而使中国研究的意义得到了新的境界升华。

• 寓情于理：基层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

  罗强强１ 杨 茹２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情感治理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如何促进群众内生情感与外生情感的有机融合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议题。群众内生情感与外生情感有机融合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只有基层工作者将“为人民服务”的个人情感经过情感移入、情感共鸣等方式输出给基层群众，使群众在情感体验中产生正向情感，才有可能使其内生情感与外生情感有机融合，进而形成良好的人际情感、群体情感和家国情感，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 即物的理想：清末小说中的“拟桃花源”及其叙事特征*

  晋海学 张世琪

  清末小说中的“拟桃花源”叙事从古代的桃花源意象汲取灵感，对社会现实危机表达出了浓郁的关怀倾向。它们或专注于现实社会中精神至境的描绘，或聚焦于清末志士海外征服的实践，或沉思于理想社会究竟为何物，表现出较为多层的主题内涵。“拟桃花源”叙事具有鲜明的未来意识，也更强调理想社会的设计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这就使得这类小说格外关注理想社会的可企及性、可实现性以及它的现代性内容。“拟桃花源”叙事没有脱离当时的知识语境，它不仅呈现出了鲜明的即物精神，而且表现出了积极的希望精神和乐观的理性精神。

• 《桃花扇·入道》所见禅宗书写意涵考索*

  张振龙 胡上泉

  《桃花扇·入道》中生、旦分离的结局书写看似乖违常理，却符合佛教禅宗逻辑。《入道》一出以佛家果报思想将家国政治与个人感情同构化，从而将侯、李情根不断定为罪过。张道士对侯、李的喝斥，是用禅宗“棒喝”的方法使二人悟道，侯、李的态度转变也符合禅宗“顿悟”的思维机制。这一文本整体形成了舞台上下的双关结构，使“棒喝”与“顿悟”机制同时作用于台上人（角色）与台下人（观众），即借助于“棒喝”使观众获得了“顿悟”，消解了观众的亡国之情，客观上也起到稳定当时社会政治的作用。这些禅宗意涵，作为作者禅宗式书写的体现，使《入道》一出实现了文本内部逻辑自洽的同时，也彰显了独特的艺术匠心，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 近代《双金榜》传奇的重刻、批评与改订*

  潘培忠 蒋思婷

  传奇名作《双金榜》在清代遭到士人的刻意忽视，直到1919年才被董康加以重刻。董康所刻以明刊本为底本，却又从增补残缺文字、补充和更订曲牌名、改订曲文等方面对底本加以改动，同时对明末刊本的体例、脚色、科介等也有所调整。吴梅认为董康重刊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曾与许之衡、刘富梁共同研讨此剧，并留下八十余条批语，指出其在曲牌名称、曲文曲韵、曲词衬字及句式断句等方面的问题。许之衡则对重刊本加以抄录与改订，所改既有与吴梅批语相契合者，而在部分曲牌、曲文处理上又与批语有不同者。通过对《双金榜》传奇接受历程的考察，不仅可管窥董康、吴梅、许之衡三人的校曲理念和曲学趣味，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近代曲学研究与学人交往生态的认识。

• 汉语儿童早期应答语与引发语的匹配模式及其驱动机制*

  李慧敏1 尤 美2

  基于汉语儿童FLZ的自然语料，考察其早期（1—3岁期间）肯定应答和否定应答两种应答模式先后习得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过程和特点。分析发现，整体上汉语儿童早期应答语和引发语匹配模式的发展是从简单形式到复杂形式，从直接应答到间接应答，从显性语义到隐性语义，且常运用重复、组合和替换三种手段将引发语改造为应答语。随着儿童对语言符号的习得和对语言视角的内化，应答语习得的内在机制是儿童为达到自己的交际意图而用语言形式选取特定视角操控他人的注意力，重复、组合和替换是儿童选取视角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