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论坛杂志

江淮论坛杂志2022年第06期

•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1949—1966）

  齐鹏飞 王海诺

  摘要：工业化是一条通往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夙愿”。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致力于工业建设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中国语境下首次被大规模使用，并经历了一次从“苏联式”到“中国式”的转变，最终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概念、思想和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物质基础。

• 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的高质量发展*

  万国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凝聚全党共识形成的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论断，它试图为我国扎实推进现代化寻找到一条适合国情国力的道路，为人类社会共同迈入现代化提供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下，新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人口规模巨大为施政基础、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以经济社会协同进步为实现手段，重点解决已有社会保障体系在顶层设计、碎片化和获得感等方面的障碍。研究建议，我国应当提升托底性社会政策的地位，强化社会保障待遇享有的区域及人群整合性，畅通社会保障投资到获得感的转化渠道，通过多项举措来推动新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

• 理念、逻辑与路径：网络暴力法治化治理研究*

  刘艳红

  实现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逻辑以及治理路径三个方面入手。网络暴力的法治化治理应该遵循当事人保护主义的治理理念，既符合《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的规范要求，也能将对当事人的保护贯通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双层空间。治理网络暴力应该遵循事前预防治理、事中监管治理以及事后追责治理的全链闭环治理逻辑，构建预防技术与规范标准相结合的事前预防体系，事中的实时合规监管以及事后及时阻断网暴信息并协调不同责任之间的衔接。实现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必须建立网暴分类处置与长效治理机制，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等专门法规，以实现对网络暴力重点风险领域的监管。

• 境外资产负债与国际货币地位*——典型国家投资头寸表分析

  石 光1 宋芳秀2

  国际投资头寸表反映了在特定时间点上一个经济体的对外金融资产及负债的存量。基于国际投资头寸表，重点分析美国的境外资产负债特点。研究发现，美国净外债已达GDP的七成，政府负债是主要驱动因素，“资产高收益、负债低成本”等因素使得美国高负债局面仍可维持，也有助于弱化美国高负债的不利影响。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国对外负债的关系可以看出，货币国际化能够为一国带来巨大利益，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开放的长期战略目标。

• 新时代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发展难题与突破

  龚晓莺 贾则琴

  厘清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难题，可为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廓清理论和现实前提。“做大蛋糕”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是制约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掣肘。新旧动能转换阻力大、资源配置使用效率待加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缓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三大突出难题。现阶段，突破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生产发展难题，提高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需要多方通力合作、对症下药、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实践路径包括：一是努力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防止动能转换新风险；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着力避免资源浪费；三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精准供给；四是加强创新型强国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三维共生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

  冯德连 袁子雁

  基于共生理论，从依存、竞争和互补三个维度对2011—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57个国家的贸易共生关系进行了测算，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三维共生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维共生关系通过市场效应、产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路径影响中国贸易地位。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来看，双边贸易依存关系、互补关系和竞争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对于中国进一步优化双边共生关系，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惠共生，以及提升中国贸易地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 三重压力下央行预期引导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徐亚平 张 波

  央行沟通作为预期引导的工具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彰显。利用文本挖掘对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提取与LDA建模，构建央行沟通与企业预期等指数，实证检验央行沟通对企业投资的预期引导效应。研究发现，央行预期引导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水平，其中企业预期是央行预期引导增加企业投资的重要渠道。当中央银行信息披露与实际行动相互配合时，能够进一步提升预期引导效力。此外，央行预期引导也会受到企业性质与微观特征的影响。因此，提升央行预期引导效力需要央行信息披露与实际行动相互协作，同时也要注意企业的性质与微观特征，积极引导企业预期，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增长。

• 人工智能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现状与路径探析*

  文丰安

  人工智能的兴起催动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这是一种以传感器、物联网、云计算为技术支持的新型现代农业形式，其中富含大量的数据和艺术智慧。迄今为止，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存在实地环境复杂、人力资本短缺、网络基础建设薄弱、土地碎片化、基层自治难以落实等问题。为求得科技创新的真正落地、乡村振兴开启新的未来，应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以优化网络基础建设为战略基点，构建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匹配现代化农业发展格局。

• 财政支出调整、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李德轩 赵晓军 柯俊强

  财政政策是“稳增长、调结构”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议题。通过引入一个多部门、自下而上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从产业网络视角对经济增速进行结构性分解，进而分析了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元的财政资源的再配置方案，最高可以带来0.1269元的GDP总量的提升，其中约有10%的贡献来自于产业结构优化。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资源有针对性地配置在关联性强的产业集群间，能带来更优的结果。研究结论意味着财政支出政策的合理实施，能平衡“稳增长、调结构”目标，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这为财政政策在产业结构中的实施提供了新启发。

• 先秦诸子德论分化背后的名言问题*——兼论道法转关过程中的“德—势”脉络

  张 耀1 方 勇2

  从西周敬德理念到儒家德治理论，“德”的可言说性愈发突显，儒家德论中施仁、教化、贤治诸说皆依赖“名”为基础。老子德论则有意强调玄德“无名”的特质：作为保障万物、百姓自然发展的玄德，有功而不立德名、浑朴而难以名状，玄德无名故要靠直觉来把握。“德”概念含心与行两端，直觉则相应有省察内心与体验外物二途，是以老子德论分化为重内的庄子与重外的慎子两派。庄子通过“丧我”而直觉内心本有天真、自然，这种保障自然的心境便是德。慎到则基于体验外物的直觉，将自为自利的人之常情理解为自然，君主以权势驱动百姓自利自为之行，这种保障自然的做法亦可视为道家意义上的德。慎到尊势是老子玄德理论的合理推演，这一演进脉络以反思儒家可名之德为主线，并对道法转关、老韩同传等问题有较强的解释力。

• 论韩非人情论的价值观意蕴*

  周四丁

  韩非的人情论不是没有善恶判断的价值中立，置于“相为”关系中就会发现，它蕴含着鲜明丰富的价值观。韩非认为“父诮子怨”的自为心是依赖相为关系而产生的，因而主张“以利之为心”的利他价值观。韩非不是将利他作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作为维护相为关系的方法，它具有工具性价值，终极目的在于通过相为关系凝聚国力、统一天下。只有坚持长远利他，才能增进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巩固相为关系。富强也是相为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共识，君主的利他体现在满足臣民的富贵愿望，臣民的利他体现在满足君主的霸王愿望。韩非更深入地认识到自为心会导致君臣利异，根源在于臣民想获得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针对君臣利异，韩非提出了公、私之分，公利是践行法治所增进的国家利益；私利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法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君主要守护公利，要防止臣民破坏法治。韩非强调把公利作为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观。

• 我国国企制度对接CPTPP非商业援助规则的挑战与突破*

  李 本

  CPTPP对国有企业的非商业援助规制成为中国加入CPTPP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主要体现为如何实现我国国有企业制度与CPTPP对国有企业的切割式规制模式的规则衔接问题。对此，我国需要客观评判非商业援助的构成要素，及其蕴含的竞争中性定位。规则衔接的实现，一方面，需借鉴CPTPP成员国衔接非商业援助条款的实践经验，在加入谈判中对竞争中性规则进行全面阐释，争取保留条款与合理的例外措施；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国有企业补贴依据及透明度义务，并对“救济中性”进行与CPTPP规则的对接及补强。

•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探析

  何 平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创新发展，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光芒。其既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实践要求，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内生品格，开辟了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发展新境界。

• 中国老年人健康变化趋势研究*——基于潜剖面模型的经验证据

  阳义南

  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从功能发挥的四个维度和生理健康的两个指标对老年人健康进行测量，并使用潜剖面模型将其识别为健康、一般、不健康三种潜类别。结果显示，被识别为“健康”这一类老人的６期比例分别为62.77%、64.91%、64.49%、69.82%、73.41%、75.49%，逐期提高并超过了2/3的多数，这说明后期老年人比前期老年人拥有更好的功能健康状态。从数据测量结果也发现，我国老年人在慢性病、患重病等生理健康指标上有所下滑。最后围绕提升老年人功能发挥及健康水平提出对策。

• 家庭医生服务政策的执行变迁及优化路径*——基于“模糊－冲突”的理论视角

  柳 馨 付晓彤 彭宗超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我国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从政策执行变迁的视角探索其优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从“模糊-冲突”理论视角来看，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样态由象征性执行向行政性执行转换，政策执行方式动态演变和效力优化的关键机制在于政策系统内部和外部压力生成的初始动机，经由向上借势、行动引导、资源供给、协同支撑机制，使得政策的模糊性与冲突性下降，从而引导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摆脱长期“签而不约”的困境。基于政策的探索经验和签约服务的实践需求，应当以消解政策模糊性与冲突性作为理论指引，进一步完善有助于改善我国家庭医生服务政策执行的若干举措，提高政策目标引导水平、完善跨部门协作和平衡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和利益协商，通过多途径整合执行资源，提升家庭医生政策执行优化的内生动力。

• 祖辈的儿童照料能提升生育意愿吗？*——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

  聂 焱1，2 风笑天1

  中国家庭是否响应生育政策的更迭变动以及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生育影响因素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面对“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能够提升生育意愿”的“常识性”结论，需要厘清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内涵差异。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目标家庭的生育决策，但不能真正提升生育意愿，相反是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更倾向于寻求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同时，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与生育意愿共同影响生育决策，即生育意愿非常强烈的个体，无论是否获得祖辈的照料支持，都保持了意愿与决策的一致性，但当生育意愿不强烈，即使有祖辈的照料支持，也可能最终作出不再生育的决策。

• 媒介技术带给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风险*——基于社会时间概念的反思

  张 健

  从社会时间概念对建制化的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进行反思，无论是法律规章的刚性界定，还是学界的义理辨析，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系以工业时间和管理者为中心的危机管理思维的延伸，而数字技术给虚拟空间的个体带来了时间上的个人可欲与无限可能性，解构与重塑了突发公共事件中追求的相关治理主体。作为反思的结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与学理辨析亟待跳出危机管理层次，将“前治理”作为在新技术语境下重新阐释和分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理论的补充性概念。

• 商业广告与当代青年文化认同研究*

  张 瑛1，2 孙梦诗1

  通过强调商业广告的公共性和社会责任，基于本土经验的文化认同视角，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商业广告的发展历程及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变迁，考察商业广告如何与青年群体中文化反哺、趣缘群体、偶像文化、标签化热词等文化现象产生交互影响，进而探讨媒介化社会中当代中国商业广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正向引导青年群体文化认同的可能路径，包括以长期决策强化商业广告的文化价值，增强青年的文化纽带作用，善用青年形成的趣缘群体与文化圈层，正视青年群体文化公共需求。

• 全球治理赤字的当代分析和中国路径*

  沈 伟 李况然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解决全球性问题有赖于全球治理体系。但是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头，非正式造法、非正式机制、非国际组织等的国际治理新范式逐渐抬头，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治理机制也随之弱化，全球治理赤字加重。理解全球治理赤字，分析其中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把握当今国际治理的发展动向，探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身份和进路。

• 论中唐听乐诗的叙事开拓*

  王笑莹 柏红秀

  “听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特别类型，围绕听乐活动进行相关叙写，具有较多的叙事因素。中唐听乐诗不仅在数量上相对增多，而且叙事性显著增强，具体表现为：诗中听乐主客体关系呈现出多样与密切的态势，并且双方互动增多；叙述内容更加丰富深入，既有对特定社会时事的反映，又有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人物塑造突破类型化，乐人形象开始具有个性色彩。中唐听乐诗彰显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体现了中唐诗人在叙事层面上的开拓，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 儿童文学的限度与向度：论“二战”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

  谈凤霞

  身为战争幸存者的见证叙事是战争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作家以“二战”时期的自身童年经历为原型，采用谨慎而巧妙的叙事策略，写下了诸多关于战争创伤的儿童小说杰作，以力求对作家自身和儿童读者都相对“安全”的方式去回顾和审视战争创伤，触及战争的原因、后果、本质等重要问题，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丰富的人性探索和独到的审美品质，其反思和救赎导向也为以和平、正义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启示。这些以生存危机中的极端体验为书写对象的伤痛之作，揭示了儿童文学中一个纽结的重要命题——限度与向度的应有之道。

•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问题分析与价值思考*

  谭旭东

  从“五四”前后至今，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史写实践就没有停止过。除儿童文学史论、批评史和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原理外，还有许多学位论文和期刊对儿童文学进行分析研究。回顾已有成果，儿童文学史写尚存不足，儿童文学还缺少一部成熟的演进史，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也没有确认，其发展的断代分期问题也没有解决，对儿童文学演进的内在规律及运作机制还缺乏清晰辨识。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教育价值、学科和社会意义非同寻常，它不是简单地为某一个文学门类进行总结，也是学科建设的问题。做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有利于充实中国文学史、完善文学理论体系，有利于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有利于中文学科的发展，有利于社会文化和儿童群体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儿童文学的学科共识与社会共识。

• 教育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经验证据

  方 超 叶林祥

  教育与幸福的关系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点议题。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最新一轮研究数据，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提供的自然实验，对教育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自评幸福的比例为72.73%，高于农村居民的72.54%；（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城乡居民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提高1年，主观幸福感将提高0.006个单位值，证伪了“教育与幸福悖论”的存在；（3）利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学历教育层级变化具有异质性的特征，义务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接受大学教育能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0.265个单位值。最后提出深化教育事业改革、提高人民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