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论坛杂志2023年第04期-江淮论坛杂志社

江淮论坛杂志2023年第04期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生成、本质规定、世界意义

陆晓娇杨学功
大历史尺度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主要通过学习和采借西方经验开启现代化的阶段；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这是两个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阶段，亦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两次浪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需要回答“现代化中最一般和最稳定的属性”“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的特有属性”，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根本属性”三个基本问题。这就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揭示其内在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作为突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之外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在矫正“普世价值论”、突破“西方中心论”、超越“历史终结论”、消弭“文明冲突论”等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世界性意义。
共同体之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伦理构境*

刘勇郭静伟
人的彻底解放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价值逻辑，共同体之善则生动展现了人的彻底解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伦理构境的科学框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体作为真正共同体的历史表征，通过考察物质生产方式、倒置泛逻辑主义、确立人本价值取向，彰显了人的解放作为共同体的本质规定；呈现出人民主体、党的领导、社会与国家的有机共生的主体图式；建构了人的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交往方面的价值尺度；廓清了人的解放在思想、政党、制度、道路、发展向度的伦理进路。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伦理构境，有助于创造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样本，为人的解放贡献创新思路。
领域化：一种国家情境中的空间治理机制*

金太军
空间通过血缘与地缘的自然性分离、土地要素与其他要素的生产性分离以及抽象空间与实体空间的竞争型分离，形成以“国家化”为元形态，并逐渐与“国家化”相区别的“领域化”政治行为，影响政治权力配置、实施与监督的全过程。“领域化”与“国家化”的相互嵌合不仅是新型国家空间秩序建构的基础逻辑，也是当代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机制。当代中国超越西方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二元对峙，通过以人民性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与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价值体系相互作用，实现“领域化”的合法性证成，这也成为“领域化”最终服务于最广泛、最普通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
中国古代逻辑的文化实践取向及当代价值

张学立１，２张存建３
回应中国古代逻辑是否存在的问题，需要从知识论的角度关注逻辑的文化实践。西方逻辑自产生就具有知识论的属性，但是其文化实践取向主要在于自然知识的确证。在文化整体性的视角下，汉语的应用承载着注重求同思维的文化实践偏好，可以佐证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比之西方逻辑，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回应“倒退论证”的优势，解析个体运用求同思维的内在过程可以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辩护。中国古代逻辑的文化实践取向主要在于人文社会知识的确证，它预设世界由“我”与属人的“非我”构成，相对注重人才制度和儒家文化对“我”的规训，因此具有“后人类主义”的特征。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文化实践取向及价值，有可能为解决信息文化变迁带来的人文社会知识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

郑天祥１王克喜２
神判的思维是原始思维的研究对象，具有“神秘思维”和“原逻辑”特征，虽与当代法律理性相去弥远，却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社会。中国是世界神判史上的例外，快速进入了法律逻辑思维阶段。这得益于中国古代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一方面，礼的出现为中国在“绝地天通”变革中摆脱神的枷锁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大前提，启迪了理性的运用；另一方面，礼代替“神启”成为审判理由，为推进逻辑发展提供了反思思维的实践资料。以周公制礼为标志，尊重法律以及充足理由的法律逻辑规律终被掌握，使中国率先步入了法律逻辑的思维阶段。廓清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不仅可以完善先秦法律逻辑思想研究，还可以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中国古代经验。
老子之道“大”还是“小”？*

谢路军崔安源
长期以来，学界执着于以“无”和“有”解释老子的道，缺乏对“大”“小”与老子之道的关系的关注。在老子思想中，“大”与“小”分别表现为道的存在方式、认识道的方式以及道的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大”与“小”不仅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还是道的属性及存在方式。老子之道“大”而“小”，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道作为超越的存在，似大非大，似小非小；其次是由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所致；再者，道在社会层面所呈现的是理想化的人格，非常人所能及。这既是对现实中统治者的劝诫，也是对商周以来“天”“帝”信仰的反思与批判。
从生平与刑政思想论《荀子》中“子弓”是仲弓

陈颖飞
以梳理学术史为基础，可从生平、思想两方面重新论证《荀子》中“子弓”是孔子的弟子仲弓，揭示孔、弓、荀之间刑政思想的承继性。生平上，着重辨析《荀子》记“子弓”三方面的材料：年龄、“无置锥之地”与在“大夫之位”、以“一天下”为志与最终“独立贵名”，证明其与仲弓相符，应系同一人。思想上，厘清仲弓在孔荀之间的贯通作用，体现为刑政思想，包括礼刑关系、慎刑罚中、简政三方面。礼刑关系的双重性系其根本特点。就主次而言，礼主刑次；就施行而言，刑政相参，刑必不可少。就二者关系而言，刑以礼为前提，“刑政”“德教”并举。这些思想承自孔子，荀子的刑政思想与之一脉相承，系隆礼重法、德刑并举的荀子之学的重要来源。
清代《大学》诠释的主旨、特质与启示

李敬峰
在朱王之争、汉宋之争和今古文之争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清代的《大学》诠释成就斐然。它既有对明代学术遗产的继承，亦有自身衍生出的新问题、新面向。在诠释主旨上，清代《大学》诠释主要围绕《大学》是圣经还是异端，古、今本孰为正统，以及格物、诚意，亲（新）民的地位和义涵展开辨析，呈现《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双轨并行、改本《大学》数量减少、古本《大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等学术特质。清代的《大学》诠释虽然没有消弭和廓清辐辏在《大学》上的争议，却在更为丰富的意义上打开了《大学》的诠释维度和面向，使其在尽可能的逻辑衍化方向上展露；它所推崇的回归文本、以经解经的治经态度，体身见行、通经致用的学术诉求，因应时代、多元诠释的解经路径，皆为我们在后经学时代进行经典的诠释与创新提供了赖以遵循的途辙和启示。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职业替代风险的影响

巫强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展，再次激起人们对新技术替代人类劳动的讨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1999版）的工作任务描述作为基础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现存1443个职业被新技术替代的概率进行估测，发现若考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影响，有70%的职业处在较高的替代风险中，可替代概率在70%以上。结合CFPS2010的数据来看，若考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影响，67%的非农就业者处于高替代风险中。职业替代风险与工资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与学历负相关，与年龄正相关，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削弱这些相关性。不同职业、不同工资水平、不同学历、不同年龄的劳动者，在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时，都会面临替代风险。
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新市民需求的困境、成因与优化对策

张珩1 张洋2
利用2022年新市民微观调查数据，从普惠金融认知、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三个方面深入分析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新市民需求的现状和问题后发现，金融机构服务新市民的动力和意愿不强、新市民金融能力和金融素养较低是当前制约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新市民需求的主要困境；进一步采用有序Logit模型从金融排斥视角检验影响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新市民需求的因素发现，年龄在30—39岁、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有银行资本、政府资本和突发性事件以及到最近金融机构网点的距离是共同影响新市民受到储蓄排斥、信贷排斥和保险排斥的显著性因素。未来要做好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新市民需求，需持续创新新市民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深化新市民金融教育、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及强化政府对新市民金融服务的支持作用。
双重网络嵌入、开放式创新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

盛钧俣
基于638家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判双重网络嵌入、开放式创新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间关系。结果表明：双重网络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具有显著驱动效应。其中，支持网络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驱动作用高于商业网络嵌入。双重网络嵌入可通过不同类别开放式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且这一作用存在明显异质性。商业网络嵌入通过促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支持网络嵌入可借助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赋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开放式创新在商业网络嵌入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间、支持网络嵌入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间的中介效应均受到组织合法性的正向调节。因此，未来应推动双重网络嵌入、探索开放式创新范式、打造法治营商环境，助力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
论常态化监管下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定位和举措

王先林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经历了从弱监管、强监管到常态化监管的发展演变过程。基于平台经济竞争的特点和国家利益的考量，在常态化监管条件下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基本定位应是审慎监管，精准执法，做到不枉不纵，宽严适度，从而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在常态化监管条件下，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应有多方面的对策举措，尤其需要注意维护竞争与促进创新的平衡，定期开展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效果的评估工作，加强常态化监管下平台企业合规管理的引导与激励。
网络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不确定性演化及其治理

顾海娥
突发公共事件的产生、发酵与演变往往牵引公众的巨大关注。网络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生成与演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不确定性特征，表现为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去中心化；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交互性强以及传播方式多样化，传播语言更新颖、演变趋势更复杂等。网络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带来了传播的“信息茧房”、失真性、利益冲突性及治理真空等困境。从“价值－主体－技术”的三维框架出发，坚持科学思想的引领、增强网络社会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规范性、关注个体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社会传播下的情绪表达以及创新突发公共事件技术治理路径，可实现对网络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治理。
论组织韧性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负荷的消解

李伟１陈那波２
在当前“压力型”治理体制下，规模变量带来的治理负荷往往堆叠到基层政府，影响其应对复杂任务时的整体治理能力。将治理负荷这一情境变量带入基层政府能力建设，通过提高组织韧性消解治理负荷，可提高基层政府的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进而提升其完成目标任务时的行动能力。基于组织韧性“网络－结构－技术”的分析视野，制度化合作网络建设、适应性“委托－代理”组织结构、执行性技术手段应用能够在改善基层政府“任务—资源”困境的基础上，增强组织调适能力，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从而有效增强组织韧性，为基层政府应对治理负荷提供灵活的路径选择。
记忆·叙事·认同：重大题材纪录片的象征建构

曾楠
重大题材纪录片聚焦重要时间节点、重大活动、重大战略，以纪实为基础、影像为载体，旨在宣传贯彻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重大题材纪录片以集体记忆为介质，藉以影像符号媒介、叙事断点缝合、传媒跨屏共在、符号意义生产等方式唤醒、重构、固化、刻写集体记忆。完整连续的记忆经群体成员识别体认后可建构身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最终获得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支持、绩效支持、政治支持与精神支持，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性与自觉。
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刘士林
宋代是中华传统文明和文化进入第三次大变局的历史起点，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到宋代，不仅在数量、规模、功能、总体水平上大大超越前代，还有力促进城市的文明、文化、艺术、学术的繁荣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城市，有文化发达而经济落后的城市，也有在某个阶段出现文化和经济繁荣但很快衰落的城市，但像宋代江南地区这样的经济和文化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同步达到发展顶峰且一直延续至今的城市和城市群，是少见的。深入研究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和交互作用原理，不仅有助于推进“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区域参照。
修辞符号学视域下传承人口述文本的意义生产

张洁1 牛乐2
传承人口述史是口述史与口头文化的交叉文本，是基于口头交流活动，从语言切入生活世界的研究领域。当下的传承人口述史研究过度关注历史陈述及事件性、技术流程等历时性因素，造成了事件阐释和意义生产的二元分化。从修辞符号学视角切入，提出传承人口述史由历史陈述转向语义修辞、语境修辞、符号修辞的共时研究范式，可以强化该领域意义生产研究的整体性、共时性，呈现历时与共时、学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双重在场，弥合当下传承人口述史二分研究的不足。
非遗创新发展中传承人地位的演化路径

王忠胡锐翔
在非遗创新发展的不同路径下，起到关键作用的传承人生态位存在着较为复杂且差异鲜明的形式、功能及情境演化。论文结合非遗创新发展领域中传承人的现实需求与影响要素，归纳了传承人生态位中的内部与外部生态位因子。并在这一框架的指导下，基于对华北Y县两个非遗项目的案例分析，阐明了“政府驱动，绩效导向”与“市场驱动，盈利导向”两类典型的创新逻辑下非遗传承人生态位的演化机制，探讨了在不同的非遗创新生态中非遗传承人生态位的互动关系及其逻辑利弊。论文得出了四个观点，包括非遗项目同其传承人生态位演化呈共轭关系、应审视外力驱动下传承人生态位演化的利弊得失、在地性需求应是平衡非遗形态和传承人生态位演化的支点，以及传承人生态位演化应置入非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思路之中。
生态位理论视角下我国青年数字素养发展路径*

吕鹏王锐李蒙迪
提升青年数字素养既是青年适应数字社会的必然之举，也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生态位理论，将我国青年数字素养作为独立的生态有机体，通过分析青年数字素养的生态位及其构成，厘清青年数字素养生态位发展的技术因子、空间因子和环境因子，展示数字素养的演进脉络。当前我国青年数字素养存在数字堕距、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等限制因子，应从消解发展堕距、技术堕距和身份堕距中的数字堕距，弥合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的数字鸿沟，破除竞争环境和共生环境中的数字壁垒的发展路径出发，以期巩固既有生态位，扩大基础生态位，寻求共生生态位。
论清末民国文言歌词的整理研究及其意义*

曹辛华1 李飞跃2
清末民国时期文言歌词大量存在，当前学界却少人问津。要扭转这一“冷门”态势，应当在对清末民国文言歌词文献进行梳理、辨别、整理的基础上，从多元视角与路径来建构“清末民国文言歌词史”。由此填补中国歌词史、现当代旧体文学乃至现代音乐史研究的空白，开拓诗词学、音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论孙德谦骈文学的创新及其意义

陈鹏
晚清民国时期在骈文理论和骈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影响最大的当属孙德谦。其《六朝丽指》是在李兆洛《骈体文钞》基础上从理论方面所作的深入探索。孙德谦在该书中反复申说师法六朝，从骈文文体名称和重要修辞手段等方面系统论述取法乎上的必要性。孙德谦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有清一代“骈散合一”的主要思想，还发展了骈文文气理论，提升为气韵之说。孙德谦非常注重对文章体制的辨析。在诸多文体中，其用力最多、阐述最为精细的是序体。“说理散不如骈”这一命题的背后隐藏着孙德谦的良苦用心，即其在《六朝丽指》中所强调的学术文章，互为表里。孙德谦的骈文理论由于紧贴创作实际，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论述相关命题，所以内涵丰富，精深渊微，对后世骈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形成、互动与开拓

薛方媛朱丽霞
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上意义相当重要，值得我们专门研究。当前学界对现代词学史的研究日益加强，成果相对丰富，其中也有从群体视角进行专门探讨者，然而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的整体研究却尚未纳入研究视野。现代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形成与现代词学流派的演变、高校学术传统、师友交谊及时局等关系密切。此群体在高校词学场域内外有广泛互动，促进了教学范式的生成，带动了高校间的词学交流，提升了群体的词坛影响力。此群体在词史、词学理论与批评、词籍文献整理等方面均取得开拓性成绩，并且在词坛活动、传播媒介、教学和出版等方面开拓了新的词学生态。研究上海词学教授群体将为现代其他地域词坛及词学研究提供启示。
“现实”的话语重构

潘天成
摘要：瞿秋白的译介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中国的中介，然而他将“Realism”译为“现实主义”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彰显。第一，“现实主义”这一译法建立在本土话语和邻邦中介基础之上，与“写实主义”相比，更加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原义。第二，这一翻译拓展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资源，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实际、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有效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第三，这一翻译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既回应了关于人物塑造、作者身份等文艺创作的问题，又提供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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