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论坛杂志

江淮论坛杂志2024年第02期

• 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超越

  王浩斌 杨思齐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关键之所在。资本逻辑是西方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基础，其在现代性场域中演变为更具诡辩色彩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着眼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范畴，紧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线，把人的现代化置于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以人的逻辑克服资本的逻辑，实现对西方现代化及其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超越，开启了新时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 梅洛－庞蒂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边界了吗？

  伯特·Ｃ．霍普金斯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其课堂讲义中批评了埃德蒙德·胡塞尔。他认为现象学的边界是本体论问题，就此而言，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属于现象学。不过，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错误地将现象学“本质”结构上的不可变性客体化，致使其不能从感知基础和感知内容的理智这一高度去审视对象，更不可能解释观念性的起源。在此基础上，梅洛－庞蒂诉诸身体－主体，并从“结构性”或者具体化的先验出发，将历史性当作观念性。实际上，梅洛－庞蒂的观念性和历史性、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这两种交叉是不可通约的，交织的本体论不能够解释数学判断的绝对性和必然性。相反，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解释了观念性，他不仅解释了几何学的起源，而且能够更好地解释一切科学的起源。就此而言，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的批评没有超越胡塞尔。

•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视角下的时间重构、加速与自由

  陈道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时间观，为从时间维度科学理解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可能。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它借助资本与数字技术“共谋”，使时间剥削、掌控和赋权进一步加深，导致社会生存危机和人的价值迷失，造成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时代之殇。这就需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场，从时间维度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定性，阐明“时间重构”是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时间加速”是数字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新途径，“时间自由”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这不仅能为我们正确认识数字资本主义拓宽思想视野，而且能够提升资本哲学研究的当代自觉，进而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 马克思恩格斯语言观视野中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建构

  段光鹏1 王向明2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民主立足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与新时代政治实践发展形成的新型话语表达。马克思恩格斯语言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语言的整体态度、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是审视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生成、发展和提升的独特视角。马克思恩格斯语言观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必须“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立足马克思恩格斯语言观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发展，要基于语言本质论剖析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在理念、制度和效能上的发展变化，要基于语言革命论理清实践与话语的张力关系，通过筑牢语言的实践基础、克服语言的错误倾向、塑造语言的传播机制，从而丰富民主话语叙事，坚定民主话语自信，提升民主话语认同。

• 歌声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早期实践

  张 屹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传统歌谣、西方通俗歌曲、苏俄红色歌曲相互交织的场域出发，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对既有歌曲文明成果的改造和创作，在民主革命的宏观场景中掀起了一场歌声中的革命。歌声中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表达，形成了以“继承—批判—改造—超越”模式为核心，呼应现实需要、指导实践发展的文化分析工具与思维框架，推动了文明辩证法的革命与开新。这些宝贵的文明成果，为我们在新时代语境下思考如何推进“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维框架。

• 涉企债权执行竞合程序的有效衔接——以权益的及时实现为切入点

  梁 平1 潘 帅2

  多个公司债权人所提起的债权执行或代位权诉讼之间执行竞合规则不明、“执行转破产”启动不畅等问题，直接影响公司债权人胜诉权益的及时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审议之际，应当以其立法目标“权益及时实现”为切入点，对多个公司债权人之间的程序衔接与执行竞合问题予以深入探讨，提升执行实效。通过诉讼的强制合并、确立优先原则促进债权执行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通过调整参与分配功能定位、确立依职权启动“执行转破产”促进执行与破产制度的有效衔接，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

• 回归日常：论“生活型养老”的政策维度与建构合力

  芦 恒 董 默

  建立和完善城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养老生活的品质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新趋势。在中国人“好好过日子”的文化语境下，现有“生存型”养老政策需要回归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逐步升级为“生活型养老”。“生活型养老”立基于彰显福利普惠性、时空整体性、发展性的“生活福利”，将老年人视为与家庭、社会进行互动的“关系体”，通过提供关注老年人主体行动、生活过程、家庭抗逆力、代际交流的福利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其政策维度应包括个体层面的生命周期阶段性养老政策、家庭层面的幸福家庭共建性养老政策和代际层面的代际融合性养老政策。“生活型养老”政策的实践保障机制在于养老主体的联合发力，构建不同层次的政策网络，形成链接政府、老年人家庭、同辈群体、社区、养老机构等主体的生活福利网络，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士志于道”：基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郎友兴1 赵云云2

  “志于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核心伦理精神，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然而，从规范视角出发的研究难以分析思想的社会建制和运行方式，因此需要以经验研究的视角拓展思想史研究空间，这也是社会学本土化语境下求本寻根的学术探索。强调结构和能动性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内在志向、社会位置和知识干预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体现新的研究范式，也从“道”的心智结构来源、社会条件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士志于道”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一社会学探索能够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勾勒知识人的面貌，有助于知识人承续传统，并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反思知识生产的方式，深入理解思想、个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 文论关键词研究的“正名”法——以刘师培的“文学”论为中心

  李建中 刘纯友

  刘师培激活孔子、荀子等人的“正名”学说，将其创造性地转换为关键词研究的重要方法。刘师培对“文学”的“正名”，在“名以定事”和“事以验名”两个维度推衍为“四正”之法：考正、厘正、持正和拨正。考正，即通过训诂以正文原；厘正，乃借助文法以正文词；持正，是根据史实以正文派；拨正，为辨析文体以正文变。据此，刘师培建立起了独特的文学、文体和文学史观。刘氏对“文学”的“正名”，其价值主要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四正之法”的垂范为当下的文论关键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启示。

• 说“疑惑”——论《史通》关键词的文化批判精神#br#

  李小兰

  刘知几将自己的史学批评概括为与夺、褒贬、鉴诫和讽刺，此四种批评的内在精神均为批判性“疑惑”。刘知几的批判性“疑惑”是全方位的：既深度地贯穿古今，又细密地网罗经史；既有商略圣贤的胆量，又有发明新论的卓识。刘知几疑《尚书》、惑《春秋》、批评《史记》《汉书》和百家诸子，在讥往哲、述前非的前提下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以独特的志气、功力和主张立言创典，建构自贵意识。《史通》的“疑惑”洞悉利病，工诃古人，其骨岸然，其味油然，其鲜明而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既导夫先路又启迪后人。

• “器”与中国古代艺术创造

  黄念然 黄天飞

  “器”是与中国古代艺术创造之内涵界定、实践原则和精神跃迁密切相关的理论范畴。其出于形而下之形态、表象、方法的语义指向而成为艺术形象可感性与功能适用性的集中凝聚。而于具体艺术批评中，“器”则生发出以“器识”“形器”“器具”为中心的三个主要话语层面，分别指向艺术实践过程的素质论、构思论与表现论。此外，“器”与“道”的逻辑互通又能进一步塑造出从构成元素到表现对象再到思想资源的多重审美张力，于此张力关系中可以审视、体认出中国美学精神日愈精致与渐趋内敛的发展动态。

• 分化与精进：晚清民国时期的花间词学批评

  蒋昕宇

  中国古代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自问世以来就成为词人摹写的典范，词学史上对花间词的批评也一直是重点。晚清民国时期的花间词学批评呈现出分化与精进的特点。新旧两派词学家论析花间词的思想基础、认识立场、评价角度都存在明显差异，形成显著分化；但两派在认识温韦词轩轾、以“别调”的视角多层次发掘花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意涵等方面都锐意求进，对花间词艺术特质的把握和词史地位的论定较前代有很大推进，开创了《花间集》接受的全新面貌，是晚清民国时期词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集中表征。

• 论新世纪美国旅华游记中的互文式想象

  王婧苏

  新世纪美国旅华游记中互文式想象的方式主要有三：第一，通过仿拟式互文将中国表述为拯救性的智慧东方；第二，通过引用式互文将中国表述为唯美化的诗性之邦；第三，通过应答式互文凸显中国形象的地域性与地方色彩。其生成逻辑既包括全球化空间重组的文化空间转向之外因，又包括从自我和他者关系出发之内因，也与时策变动中的内外交往需求息息相关。其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对以往西方文学建构的中国形象的超越、对风景镜像功能的双向拓展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进等方面。

• 先秦“知止”文化观念发微

  赵 昉

  早期中国文化主体结构中的儒道两家虽然在“人道”与“天道”、社会与自然之间有着迥然不同的思想主张，但二者能够和谐互补，究其原因在于对“道”或“天”的绝对性支配力量所代表的道德宇宙的敬畏。根基于内在超越意识的“知止”观念如一根红线潜隐在早期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并具体体现在知识论的界限原则、修养论的自觉意识以及境界论的生态和谐思想等方面。而在文化视域下对“知止”概念的意涵进行再挖掘，有助于消除以往单一视角形成的误读，进而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 荀子哲学的元哲学标准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一种路径

  张伟特

  如何评价一个哲学理论建构的质量是一个元哲学难题，也是所有哲学传统（不限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面临的考验。借鉴元数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等领域的元理论评价标准探索，可以给出一个针对哲学理论建构质量之评价的元哲学标准方案（包含2大类10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可以逻辑重构的方式重新表述荀子的哲学理论建构，并对它作元哲学评价分析。诊断和透视结果显示，荀子哲学理论的内部融贯性较差，而且形而上学和实践论两部分互为特设性假设导致统一性较差。在理论建构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中国传统哲学转型的一种“元现代化”思路：在具有普遍学理依据的元哲学评价标准引导下，安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问题意识、方法风格、世界观选择、不可通约性的遗产，发展出具有普遍学理境界且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

• 论冯契的“智慧说”对中国传统哲学汇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代利刚

  中国传统哲学汇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汇通不但面临着“中国传统哲学特殊论”的阻断，而且面临着“以儒代马”和“以马代儒”的两极化论断的阻碍。冯契的“智慧说”使用了“超胜式”汇通方法，避免了以上两极化倾向，面对现实问题，以王船山的“境”对勘马克思的“实践”，融通知识和智慧。 对分散的文本话语的深度分析表明，此种汇通契合和显现为一种对话诠释学方法：基于现实主体，敞开“我－你”关系的平等对话，以“穷通”方法达成视界融合。方法提升的目的在于观照现实，沿袭冯契的对话方法，用王船山的“太虚本动”“气善论”来“穷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社会定在”、人性观，或可给出解决现代性抽象虚无主义问题的方法。方法论的提升或许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所借鉴。

• 《牟子理惑论》之论理辨

  张立英

  问答体的《牟子理惑论》包含大量反驳、说理与论证的案例，是珍贵的逻辑学分析素材。《牟子理惑论》熟练使用了演绎推理的规律，还基于“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等预设，广泛使用举例和比喻等非演绎方式进行说理与论证，并强调情境对推理结论和行为的影响，探讨了为什么使用譬喻等元论证问题。这些论证实例有助于澄清说理与论证的关系：说理是一种带理论预设的论证，其可靠程度与预设理论的强度具有强关联；并帮助重新理解举例、类比和比喻：当下对举例、类比和比喻的界定依赖背后的分类，这些分类预设是可拆卸调整的。从逻辑学角度研究《牟子理惑论》提示了一种分析古代文本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并对现代中国哲学、现代哲学批判继承中国古代逻辑思维具有启发意义。

• “双碳”目标立法的安全维度考察

  张梓太 张叶东

  开展“双碳”目标立法工作，必须重视安全维度，助力“双碳”战略行稳致远。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国家安全法》相关条文解释，通过梳理“双碳”目标安全立法的历史源流，考察我国“双碳”目标立法从能耗双控的能源单一安全维度到碳排放双控的多元安全维度的发展历程，进而厘清经济、能源、社会、生态和气候五项安全维度各自的价值定位。未来我国在开展“双碳”目标安全立法工作过程中，必须贯彻五横三纵的安全维度，即以经济、能源、社会、生态和气候五个安全维度为横向，以国家目的、国家目标和国家任务三个层面为纵向，开展“双碳”安全的相关法律制定和法典编纂工作，在立法过程中充分考量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气候安全，将“双碳”安全的价值贯彻其中，从而明确相关主体、法律内容和法律后果，并厘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社会科学证据审查认定标准及适用研究

  钭晓东 肖庚奇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所形成的专家证据近年来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然而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尚未形成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系统认识，鲜有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对环境公益诉讼中所涉及的社会科学证据的审查和认定问题进行探讨，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此类证据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可以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公民诉讼领域有关社会科学证据的司法审查和认定标准及其相关的证据规则，从专家意见审查认定规则体系的角度，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有关社会科学证据审查认定的规则体系。

• 再认识与再出发：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道

  方 印 付秋池

  环境法学研究与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故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必要在全面把握与客观评价既有环境法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摸清既有环境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揭示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现实困境。尽管既有环境法学研究为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厚养料，但体系化程度尚不圆满。当前环境法学研究中存在旨趣分散、内容碎片、定位模糊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环境法学研究者在追求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目标实现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合力缺失”“体系性不足”“图景不明”困境，故有必要采取化“散”为“聚”、化“碎”为“整”和“独特”与“共通”兼备的应对策略逐一破解上述困境，实现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目标。

• 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侯怀银1 岳 蓉2

  推进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学建设的重要使命，明确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其前提。认知型思维方式和筹划型思维方式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形成的思维方式基础。“教育学知识”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从其出发的逻辑过程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宏观构成，其各自的要素和构成逻辑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微观构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各自在整个体系中有独特的位置和作用，三者之间存在顺序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

• 从“跨”到“转”：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的问题与路径创新

  宁莹莹1 冯建军2

  中国教育学的国际传播经历了起步、稳步推进和加速发展期，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也面临着传播主体影响力不足、传播渠道缺乏整合、传播内容凝练不足等问题。“转文化传播”面对全球化语境下传播生态的变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倡导传播主体与受众间的平等对话和融合性发展。“转文化传播”为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范式的重塑、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变革、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在地融合，以及叙事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理路。以“转文化”指导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需要在坚持自我主体性的基础上与他者互动杂糅以寻求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发展，嵌入在地语境传播中国教育学，构建多主体多平台融合的传播渠道，以能够引发受众共情的策略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和叙事方式。

• 教育研究的情感转向：多维审视、学理分析与实践进路

  蔡婉怡

  教育研究的情感转向是用“情感逻辑”来探讨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以规避教育研究只关注人的技术化、理性化、工具化的弊端，寻找教育研究的文化精神品格，昭示情感之于教育研究的独特价值。通过历史、现实、本质层面的多维审视以及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视角的学理分析，教育研究的情感转向需面向教育事实，把握教育问题中的情感因素；重视实践体验，丰富研究者自身教育经验；坚守教育立场，认同情感因素的独特价值；拓宽文化理解，重视研究成果的意义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