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论坛杂志

江淮论坛杂志2024年第03期

•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沈跃春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历史传承的结果，也是文明互鉴的结晶，在整体上构成一个紧密关联、相生相成、互为一体的逻辑体系。从不同层面审视每个特性的思想内涵，既可以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重要作用，更能够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明，既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赓续发展的文化特性，又具有新时代文化传承创新的文明特质。包容性贯穿于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历史，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更加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文明的活力在于交流与互鉴，中华文明融入人类文明，将在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追溯探寻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分析阐释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三个“根本决定”及其哲学意涵；从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巩固文化主体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五个方面，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深入探究如何更好地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

• 分析哲学史两个教条的批判

  毕明安/文 徐 弢/译

  分析哲学史的两个教条，一是相信在通过给出理由提供对一个哲学主张的论证与通过讲述一些因果故事提供对其起源的解释之间存在根本的分裂；二是相信理性重构主义，即相信基于某些基本假设，任何哲学家的观点都能被重构成一个理性的体系。类比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并结合新康德主义可以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第一个教条的论证是成问题的，因为既不能通过任何起源性的解释来论证它，又不能在不乞题情况下论证它，任何这样的论证都会导致循环，分析哲学史学家只能通过历史事实作出判断。第二个教条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任何理性的重构都需要准确理解哲学家或文本所说的内容，即任何理性重构不能不考虑历史理解问题。抛弃两个教条的结果有二：一是模糊哲学和哲学史之间假定的界限，二是转向解释学。通过批判分析哲学史的两个教条，我们最终可以获得更加健康的分析哲学史的观念。

• 《马氏文通》语言哲学的初衷、架构及理想

  彭传华

  《马氏文通》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马建忠基于民族独立自强意识，融合西方语言学成果并批判性反思中国传统小学而著作的第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法书。马建忠敏锐地意识到传统小学缺乏文法研究，国人将毕生精力用于读书识字，从而影响了对自然之道的探求，导致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因此，马建忠以字类划分、句读理论作为其语言哲学的基本架构，开创性地研究了中国的字类、句读等语法现象，并提示了其中蕴含的语言哲学要义，标志着汉语语法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的序幕。《马氏文通》基于语言具有“群其意”的普遍性之认识，憧憬着其语言哲学研究能实现吾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反映了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民族独立自强意识在语言哲学上的觉醒。

• “名”如何言说“道”*#br#——语言哲学视角下《老子·一章》解读#br#

  张锦波

  老子如何言说“道”以及如何以道言说，这是语言哲学问题，而非语言学问题。立足“从理解语言的机制到走向理解世界”这一语言哲学角度，《老子·一章》展现了道在语言中言说的完整过程，并提示了不同的言说策略。以道（或“世界的道理”）来规范道在“名”之言说语境中的全部言说活动，让道在“名”之中作为“对象”被确立起来；在天地万物（“名”）之中展开道的言说，道作为可被言说的“对象”得以显现；在人的观道方式中完成对道的解说，让作为“对象”的道能够为我们所认知；以道来言说天地万物，让我们对道这一“对象”的言说活动的“实践目的”得到实现。在这整个对道的言说过程中，老子始终对语言表达的界限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和合理的运用，体现出道家式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书写方式的独特魅力。

• 钱锺书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林合华

  在《管锥编》和《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锺书对语言哲学问题作了创造性的探讨，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通过对汉语中“一字多意且同时合用”现象的举证和分析，充分掘发汉语思辨特质，认为汉语足以表达思辨的哲理，驳斥了黑格尔“汉语不宜于思辨”的谬说；第二，在辨析“名”“字”异同的基础上，重思传统哲学中的“名实之辩”与“言意之辩”问题，批判神秘宗在处理言意张力问题时以“圣默然”为归趣，将其言说方式概括为权实双行、以言破言、正言若反、言默相即；第三，在经典诠释的视域中，环绕“诠释学循环”“诠释的多元性”等主题，讨论名言在理解与诠释中的定位问题。钱锺书的语言哲学研究展开于中西哲学互镜、会通的背景之下，其相关思想有助于印证人类“心同理同”原则的普遍性；但在如何界分中西哲学之深层差异、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等方面，似稍有不足。

• 塑造绿色新常态：社会实践论视角下的农业绿色转型

  耿言虎

  农业绿色转型及其常态化运行是社会学的重点研究对象。系统论、个体论和多层次论对农业绿色转型的机理阐释都有一定局限，社会实践论具有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宏观与微观，揭示农业绿色实践的动态性、关系性、过程性等优势，成为农业绿色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文章以芒田村生态茶的成功推广为案例，阐述农业绿色实践新常态塑造的内在机理。实践元素链接、实践规范塑造和实践复合体构建是塑造农业绿色新常态的动力机制，以乡村能人、地方知识、社会资本、地域文化等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基础是农业绿色新常态塑造的关键因素。社会实践论视角下的农业绿色新常态塑造需要探索绿色农业实践的意义赋能、优化农业绿色实践的物质供给、推进绿色农业实践的技能培育、塑造绿色农业的实践规范、打造绿色农业的实践复合体。

•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理路

  孙强强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存在高度的理论契合，两者在治理核心、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等五个方面相吻合。在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农村社区治理呈现五种共同体形态，分别是权利和价值形塑的责任共同体、权力与制度整合的治理共同体、关系与情感互动的生活共同体、民意与法治耦合的利益共同体、技术与伦理调试的数字共同体。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路径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持续优化社区治理体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拓展践行基层协商民主和推进数字技术柔性嵌入，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政治保证、动能转化、价值归依、内在动力与技术规范。

• 论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的法典化

  王灿发 王 政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法律责任要以保护生态环境公益为根本价值目标。环境合同责任通过限制私益的方式来实现对生态环境公益的保护，是《民法典》绿色原则在合同编的具体体现，这决定了其既可以由《民法典》规制，也可以由生态环境法典规制。环境侵权责任指向对个人私益的保护，与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存在逻辑上的冲突与矛盾，两种利益在一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化为对立关系，应排除在生态环境法典规制范围之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需要由《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协同规制，责任的实现既需要《民法典》提供民事侵权责任制度的体系框架，又需要生态环境法典对相关具体内容进行全面创制。

• “海环法”再法典化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法典编纂

  刘卫先

  现行分立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简称“海环法”）造成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的内部冲突，重复、矛盾、衔接不畅甚至空白的法律规定大量存在，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的统一和体系构建。在我国目前实施陆海生态环境统筹保护和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双重背景下，对“海环法”进行再法典化是顺应陆海统筹的时代发展趋势所必须进行的一项法治建设。“海环法”的再法典化应当采取生态环境法典全部吸收“海环法”的一体化模式。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污染控制编+自然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编”的整体结构安排，“海环法”的再法典化应将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特殊措施以独立章节或独立条款的形式分别规定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污染控制编、自然生态保护编和绿色低碳发展编，“海环法”中体现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共性规定的内容由生态环境法典相应条款统一规定，不再单独规定。

•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自然与人文遗迹保护：立法缘由和文本安排

  岳小花

  环境法体系从保护遗迹及其所处生态环境的角度对自然与人文遗迹进行保护，但当前存在保护力度偏弱、规范性不足以及专门性立法缺失等问题。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对自然与人文遗迹保护进行全面规定，契合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和系统治理与整体性保护的理念，反映了生态环境相关立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趋势。建议将自然与人文遗迹保护相关规定放置于自然生态保护编中的区域生态保护部分，并对二者进行统一规定；将自然遗迹、人文遗迹纳入“生态环境”的概念范围，明确其内涵与外延；规定自然与人文遗迹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措施，同时还要考虑生态环境法典与相关单行法的衔接协调。

• 生态保护与防灾减灾协同治理的法典编纂方案

  黄智宇

  生态保护与防灾减灾协同治理面临立法方法较落后、法律体系较零散与共治效能不佳的困境。纵观国内外协同治理的发展，法治化与体系化已成共识。现有法治体系中形成了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防灾减灾和通过生态要素管控保护以防灾减灾两种模式，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定位、目标与体例安排，这些协同治理条款应整合优化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尤其是自然生态保护编中。首先，以生态系统方法为核心，提炼规划、区划、信息、利用管控与修复等自然生态保护基本制度，致力于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灾害调节功能；其次，分别在该编水、土地、林草、海洋、自然保护地等章节明确防灾减灾；最后，设“自然生态退化的防治与改善”专章，以底线思维统筹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碱化和石漠化等生态环境灾害严重的区域与趋势，按照禁限、预防、治理与改善的逻辑构建协同治理制度体系。

• 降低创新不确定性：产业集群根植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机制及路径

  宋盛楠

  当下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供需平衡期，通过加强主导产业集群根植推动区域创新发展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产业集群根植的网络、数据、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有效分配有利于降低区域创新不确定性。根植网络外部性通过改变新技术期望降低创新主体创新风险，根植数据交互通过减少智力债务削弱消费者的不良创新感知，根植信息共享纠正判断与决策偏差导致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提供更大的创新试错容错空间。产业集群根植在建构根植信息联合治理体系、优化根植网络生态环境和构筑根植数据交互式应用场景路径下，提高知识生产和技术研发水平，加快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 国家认同的算法驱动与风险规制

  张爱军

  算法作为智能时代的关键性底层技术已然深度介入和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技术力量。算法驱动国家认同，国家通过算法治理强化国家认同。但算法驱动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带来了隐蔽形塑、碎片传播、严肃性消解、向心力弱化等方面的治理挑战。发挥算法在建构国家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化解算法在建构国家认同方面的消极影响，必须对算法进行规制。这需要在算法升级的过程中注重伦理规制，强化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在改善国家认同环境的过程中加强价值引领，强化对国家的价值认同；对算法进行分类治理的过程中联动综合治理，强化对国家的治理认同，同时，应建立算法综合治理体系效能评估机制，评估算法建构国家认同的治理效能。

• 数字时代身份欺诈行为的刑法应对

  李怀胜

  身份具有多元法益属性，是资格和利益的承载者，是个人参与社会交往的自我标识、自我认同和自我归属。数字时代的身份欺诈不是传统身份欺诈的简单场域拓展，其行为后果具有复合叠加效应和无序扩散效应，影响面更广、危害性更强。我国刑法关于身份欺诈的罪名体系已无法有效回应数字时代身份欺诈犯罪治理需求。数字时代身份欺诈行为的刑法应对思路，可以从现有罪名的权宜性修补和独立罪名的专门性增设两个维度展开，应注重传统身份欺诈与数字身份欺诈的一体化规制、普通身份欺诈与特定身份欺诈的一体化规制、个人身份欺诈与单位身份欺诈的一体化规制。

• 环境·社会·文化：历史地理视野下的淮河流域河湖水文化探究

  陈业新

  水文化研究是理解和认识人类文明的重要视角和路径。南宋以来，受黄河长期夺淮入海的影响，淮河流域的河流、湖泊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各类灾害多发，水、旱灾害频次也较此前大有不同。灾害环境的背景下，淮河流域从北宋时期的“鱼米之乡”逐渐演变为灾荒之地，因灾害治理不力，灾民外逃成风，进而形成逃荒习俗，影响深远；民间张路斯龙王信奉的兴衰及其文化景观祠庙分布空间的变化，则是唐宋以来淮河流域水环境变迁的直接结果和反映。

• 电子游戏文化认同机制的哲学阐释*#br#——基于唐·伊德的文化诠释学#br#

  倪山川 蔡 仲

  伴随着游戏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电子游戏已经从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在唐·伊德的文化诠释学视角下，游戏以中介工具的形式，提供了文化传播的桥梁；以沉浸式的嵌入体验，增强了文化的认同感；以“规训”和“诱导”的方式，使得游戏参与者对游戏所承载的文化产生认同感。利用好游戏作为媒介具有的认同功能，以游戏为文化载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

• 柯润璞论元杂剧的剧场性艺术特征及翻译策略

  范方俊 范 宁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戏曲缺乏足够的认知以及译介方式的问题，致使西方世界对中国戏曲形成了很深的误解。西方当代汉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力图改变这种误解，美国学者柯润璞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在其研究中国戏曲的权威性著作《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剧场》中，不仅力图还原元杂剧的“剧场性”艺术特征，而且特别附上他本人全文翻译的三部元杂剧《李逵负荆》《魔合罗》和《潇湘雨》，用以说明元杂剧的“剧场”性质和特点。其中，柯氏尤其看重《潇湘雨》一剧，认为它是反映元杂剧“剧场性”艺术特征的最佳代表，主要体现为虚拟性的舞台表演、叙述韵文的灵活运用和“大团圆”结局及其另类处理。同时，他在翻译时忠于原文的完整翻译与跨文化转化的策略，对包括元杂剧在内的中国戏曲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

  段吉方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百年文艺的理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深刻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相通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主体性在主体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实践意识、本土化的理论塑造与文化建构努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思想凝结与理论锤炼三个方面展现内蕴与特征，并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创造产生重要启发。

• “左联”成立前后中国左翼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

  王建刚 许 楠

  <span>“左联”成立前后，随着“革命文学”论战走向深入，中国左翼文坛开始自觉地翻译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给了中国文艺界极大的启示，它们因此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翻译与介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思想。鲁迅和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span>

• 毛泽东《讲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的理论构建

  沈文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毛泽东文艺人民性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理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经典文献。《讲话》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理论形态——“人民文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其核心精神，文艺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是其理论格调，政治诉求、人民情怀与知识经验的统一是其美学表征。《讲话》奠定了新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基础，开辟了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成为实现民族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解放的建设性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革，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 创造性劳动教育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耦合的三维探赜

  周召婷 周兴国

  拔尖创新人才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培养已然成为当前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创造性劳动教育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耦合性。两者耦合的必要性在于坚持培养“创新人”的价值取向、以人才强国为价值任务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守则。耦合的可能性是创造性劳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都属于创新型人才，两者具有相通性的目标体系和互依性的内容结构，亦存在制度保障和技术赋能驱动两者的耦合，且“迎战不确定性”成为两者耦合的实践趋向。据此，为提高两者耦合水平，需聚焦学生发展的创造性劳动教育目标，重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营造创造性劳动教育的宽松环境，重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生态；深化创造性劳动教育实践育人模式，丰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 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内涵式发展：价值机理、行动框架与推进策略#br#

  陈林

  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不仅使得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组织关系、结构系统、知识内容、复杂逻辑等相互融合与彼此互嵌的过程，也使得数字化转型成为推进并实现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性选择与应有之义。进一步明晰并廓清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价值机理，不仅有助于从理念认知、目标导向、内容要素、组织结构等方面准确把握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行动框架，而且有利于进一步从“巩固技术底座、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多元模式与强化外部保障”等方面夯实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推进策略，以此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