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论坛杂志

江淮论坛杂志2025年第02期

• “两个结合”视域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贡献

  张雷声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坚持和运用“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中形成和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在引领并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解答了时代赋予的“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大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文化领导权、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文化使命等问题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辩证关系，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凸显了科学理论内核。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华文明特性，深刻分析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彰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 从普遍性到特殊性：文化主体性的认知重构与演化

  胡晶晶

  文化主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演化的揭示，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知、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提供了新的解读框架。从人类文明视野看，文化主体意识逐渐融入文明和国家的结构框架，形成了共同的人类集体凝聚的普遍性需求和等级同质性，也因政治与精神载体发展和适配的程度呈现出特殊性。在世界和民族叙事中，文化主体性围绕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进入“有名有实”的现代建构阶段，出现全球“在场”的普遍性与民族表达的特殊性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空间和时间双重维度下正重新书写，有力回应了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也是对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全景诠释。

•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的多民族组织化实践：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文 军1, 2 杜婧怡1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多民族组织化议题存在深度契合。现阶段，立足于“政治性”的民族整合方案已经趋于成熟，基于“文化性”的多民族组织化实践成为巩固国家团结秩序的关键。文章提出了文化工具箱理论视角下的多民族组织化模型。研究发现，以文化为纽带的多民族组织化已经具备现实基础：民族政策与国家设计给予多民族组织化以合法支撑，社会变迁与即时任务为多民族组织化创设出情境机遇，民众协作与精英推动为多民族组织化提供主体保障。未来，仍需在制度的阐释与建构、情境的创造与吸引、主体的联结与重构等方面展开深度介入，以多民族组织化实践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 苏珊·哈克的学术生涯及贡献——《探究的连续性——古典实用主义的启示》序言

  陈 波

  陈波教授通过回顾与苏珊·哈克的学术交往，概述了她的学术生涯、主要著作、核心理念及学术影响力；总结了苏珊·哈克的学术品格：对于学术工作的热爱、忠诚和坚守，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来提升自己的价值；保持宽广的学术视野，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坚持理性的严谨和诚实，始终把研究的目标对准真相和真理；坚持独立思考，不被流俗和权威绑架，敢于和善于提出新说；站在这个复杂而多元的世界的粗糙地面上，不要让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始终保持健全的常识感；承担和履行作为严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对于各种乔装打扮的学术怪论展开有理有据的批评；在困难时期坚持下去，不过于患得患失。苏珊·哈克的学术生涯和理念提供了如何在学术研究中保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以及如何面对学术政治的启示。苏珊·哈克的经历也提醒学者们在追求学术深度的同时，不应忽视学术的广度和对现实世界的关注。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论争——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

  张英魁 王梅琳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百年来中国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百年来关于二者关系的论争可归纳为四大基本观点：以正统意识形态之争为中心的“异质冲突论”、以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为中心的“有限共生论”、以中华文化新生为中心的“吸纳融合论”，以及以各自独立功能为中心的“二维发展论”。这四种观点既具有相继承接的历时性，也具有主次分明的共时性。除了“异质冲突论”之外，其他三种观点均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实践需求。展望未来，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思维观念、制度设计与建设实践等维度上的协同推进，将是二者关系研究的重点。

• “爱己”如何为“仁爱”奠基——对生活儒学正向奠基的思考

  路永照１ 梁富超２

  生活儒学在继承传统儒家“仁爱”之形而下、形而上层级思想时，创新性地对“仁爱”作了逆向奠基工作，发掘了其深层涵义：本源之仁。从本源之仁到形下之仁之间是“空无”的，由于“仁爱”缺乏实在的根据，使得“仁爱”存在难以说明其自身在一系列“情”当中首要地位的困难。如果把与“仁爱”“对立”又息息相关的“爱己”引入生活儒学体系，说明生活儒学中“仁爱”之具体生成路径从而为“仁爱”正向奠基，或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在思维意识领域，“仁爱”本质上是“爱己”的问题。“爱己”不仅在形而下层级对“仁爱”起正向奠基作用，同时还可通过“感通”确认形而上的“仁体”存在以肯定“仁爱”之首要地位。

• 前后期墨家“兼爱”理论嬗变及其“共同体”意识的凸显

  胡 垚

  墨家前后期“兼爱”理论有一个发展嬗变的过程。从墨子到墨子后学，其宗旨始终如一，但其理论的逻辑内核迥异。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以及“顺天兼爱”的“理”与“信”双重层面来劝人“兼爱”，虽在援引“天志”的论证过程中存在些许逻辑缺陷，但其带领墨家为天下公义不懈奔走则极具感召力。墨子后学从切实可行性以及个人与人类一体的角度有效论证了“兼爱”的可行性与当行性，以“共同体”意识为内核，使其理论趋于完善。墨家前期以天的绝对威慑及自身行为的感召劝人“兼爱”，凸显“信”之感召，而后期以理论逻辑的完美论证劝人“兼爱”，凸显“理”之感召。以古鉴今，将墨家前后期“兼爱”思想与实践效果相参合，可为铸就“共同体”意识提供兼具“信”与“理”双重感召的整合思路。

•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气候变化应对的逻辑与理路

  张 宝１, ２ 郝楠楠２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协调多重关系，专门立法有其必要性。在专门立法短期内难以启动的背景下，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宝贵契机。从实践逻辑看，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最宜通过法典凝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法律机制最宜通过法典确立，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担当最宜通过法典昭示；从理论逻辑看，应对气候变化入典必须厘清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法典与单行法、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等三重关系。基于法典的稳定性和前瞻性，不宜在法典中规定阶段性目标，而应当将“双碳”目标深度融入法典的各个层面，在法典中构建“专门规范+协同规范”的编纂模式。

•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维度及其立法表达

  李永宁1 杨小雁1, 2

  法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抑或空间理论的法学转换，为重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理论内涵，为从空间维度认识、理解和把握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引。空间是地理的也是社会的，人与其他自然生命体不可避免地发生着空间关系，应当从空间视角检视人与自然关系，并将国土空间、生态空间、社会空间、立法空间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范要素。以空间正义为立法价值取向，有助于重塑空间结构、平衡空间利益、规范空间秩序，不断健全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

• “双碳”目标下“认购碳汇”在生态司法中的适用

  顾向一 陈 瑶

  “认购碳汇”是贯彻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一种责任形态，是生态司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通过碳汇财产权权利属性的证成、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协同推进以及碳抵消机制的健全与创新发展，可证立生态司法适用“认购碳汇”的正当性。因缺乏法律规范的明确指引，“认购碳汇”在生态司法中的适用仍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具体表现为适用案件范围过宽、违背生态修复内在逻辑、实施效果欠佳、碳汇价值实现机制尚未成熟等问题。为了妥当准确地在生态司法中适用“认购碳汇”，应从合理确定适用“认购碳汇”案件范围、明确“认购碳汇”的替代性修复地位、加快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和完善碳汇价值实现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 中国ESG监管的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陈夏阳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是推动我国“双碳”战略实施和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工具。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实践对ESG监管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目前的ESG监管面临监管主体协同性不足、监管手段单一且粗放、监管策略缺乏回应性等现实困境。鉴于我国ESG监管现状与回应性监管理论的高度适配性，从回应性监管的视角出发，应重新梳理ESG监管的逻辑结构和基本框架，并从监管主体、监管手段和监管策略三个层面对现行ESG监管体系进行系统性优化。

• 社区治理中的政治参与、信任与警民合作意愿——基于厦门市和贵阳市的比较

  胡 荣1 林彬彬2 颜雅仪3

  社区治理中的警民关系是衡量基层治理效率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已有警民合作意愿的研究多是从种族间差异、国家差异的角度出发进行比较和探讨，缺乏从政治参与和信任角度的分析。通过建立厦门和贵阳两地的警民合作意愿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内在政治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进公众与警察合作的意愿；积极参与政治的态度可以显著增进公众与警察合作的意愿；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可以显著增进公众与警察合作的意愿，但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却显著减少公众与警察合作的意愿；警察信任和政府信任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进公众与警察合作的意愿。未来社区治理需以增强社会信任为切入点，促进民众从消极政治参与转向体制内的积极政治参与，共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提升治理效率。

• 网格、空间与治理共同体：社区组织化的现实逻辑

  容 志 陈志宇

  空间是一个关系的体系，是分析各类关系组织模式的重要维度。从单位空间到街居空间再到社区空间，反映了我国基层社会不同的组织模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社区空间逐渐呈现出碎片化、复杂化和区隔化的特征，对社区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组织化带来了挑战。更小空间范围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空间观察视角。从空间理论来看，网格化对社区空间的重构以及组织结构的重组推动了基层再组织化和网格内部形成新的治理秩序。社区网格化整体性空间、共融性空间和互惠性空间对共同体营造和社区再组织化具有积极效应，政党统合机制、纽带整合机制、身份联结机制发挥了推动网格共同体内部组织有效、关系紧密、价值融合的作用。这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和再组织化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推动共同体建设和国家社会关系有序协调，为进一步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结构性转型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启示。

• 政党引领性自治：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范式转换——基于W市Z社区党组织引领物业质量提升的案例研究

  冷向明1 顾 爽2 蔡长昆3

  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自主治理是构建简约高效基层治理体制的前置性条件。W市Z社区党组织引领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实践案例描绘了“政党引领性自主治理”模式及其“权变性”特征；揭示了党组织撬动并助推实现自主治理的机制，即党组织发挥“嵌入型公共领导力”，根据社区治理的情境变化在不同阶段选择动员、嵌入、裁判的介入策略，从而为社区提供初始激励、促进可信承诺的达成、推动规则的遵守和执行。与“政党统合型治理”和“自主治理”相比，“政党引领性自主治理”模式体现了党组织引领社区自主治理的动态选择性和“以事为本”的特征并切实赋能社区，推动了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达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与范式借鉴。

• 通透式治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驱动机制

  何得桂1 张新雨2

  在推进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组织往往存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事务不相匹配的状况。组织环境和治理要求的变化，推动公共组织创新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基于“三亮三评三运用”干部绩效考核改革实践研究发现，通透式治理注重把公共组织的工作、考核和晋升置于“台前”，突出过程维度的立体化考核和参与维度的全方位监督，并且重视考核结果的分离均衡及科学应用，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通透式治理注重尽责式治理范式，以主动者角色构建和完善权责清晰、主动担责的责任体系以及实践机制。它通过履职尽责的治理理念、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共同缔造、条块之间的系统联动以及分离均衡的科学运用，使人岗匹配、人事相宜，激发干部工作的内生动力并增强基层组织的善治能力。

• 论创新链与产业链耦合的两个理论假说与现实价值

  刘志迎

  创新链和产业链是带有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两者耦合形成两个理论假说。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赋能耦合假说”重点突出创新链赋能既有产业链，着重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产业升级；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的“衍生耦合假说”重点突出创新链衍生出新的产业链，核心在于推动原创性技术产业化，形成未来产业。在形成两个理论假说的基础上，识别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两链”及“两种耦合”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创新链与产业链及其耦合的优化路径，对产业发展实践和政策制定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 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治理的行为约束及释困路径

  高宏宇1 张茜茜1 代志新2

  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治理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机制，有效化解有限理性与非理性带来的行为约束，是提升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效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下，构建“制度—心理—行为”分析框架，可系统揭示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行为约束、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机构的行为约束以及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对协同治理的约束。据此，提出“四个协同”优化路径：一是加强决策能力建设，实现政策目标协同；二是优化执行激励制度，促进政策工具协同；三是构建公众反馈机制，实现支持对象协同；四是强化舆论宣传引导，推动防范风险协同。

• 以国债为纽带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逻辑机理与改进空间#br#

  姚东旻 熊国豪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不仅关乎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提升，也深刻影响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国债兼具财政与货币双重属性，是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协同的重要纽带。在明确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维度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厘清国债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的作用机理。当前，我国国债市场在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方面仍然存在供给不足、结构矛盾与应用较窄三重挑战。基于此，围绕“扩供给、优结构、强应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未来我国应精准利用政府举债空间，加强央行二级市场买卖国债力度，并深化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强化其在我国利率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中的纽带功能。

• 当代文学批评“正面人物”话语体系的结构及其建构经验

  寇鹏程

  当代文学批评确立起了塑造正面人物的中心任务，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正面人物话语体系，它包括英雄人物、新人、先进人物、肯定人物、积极人物、理想人物等话语。正面人物话语体系内各话语之间一般没有严格的意义区分，但也有主张将正面人物与英雄人物、理想人物区分开来的意见。正面人物话语体系对于完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理论与引领当前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面人物塑造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受到概念化与公式化的困扰，这为我们提供了塑造正面人物的经验：要平衡教育目的与审美目的之间的关系，尊重作家不同的创作才能，注重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 20世纪80年代文学价值论争的理论逻辑及其影响

  李明彦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掀起了文学价值的讨论热潮，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价值在于外部关系世界，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价值在于虚构空间上建立起来的意义世界，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学价值在于文学自身的审美性。三种理论实际上对应着文学的现实维度、意义维度、审美维度这三种本体特性，是文学本质特征在价值论上的具体体现。价值论争经历了由外在向内在转移、由宏观向微观转移的视野变化，三种观点最终合流，在80年代末期形成文学价值综合论。总体来看，80年代的文学价值论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催生了２０世纪90年代“文论失语症”“审美意识形态论”“躲避崇高”等理论话题的提出与讨论，并且讨论形成的各个理论分支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思潮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文学多元发展态势的形成。

• 市场机制的映射与超越——论网络文学形象塑造的价值嬗变

  高 翔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语境造成了文学场域普遍的世俗化取向，并在世纪之交的网络文学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凡人视角、欲望化书写和伦理沉降。网络文学商业化进程建构了类型化的爽文模式，使得市场化语境中的经济人想象、合理化逻辑成为网络文学人物塑造的价值圭臬。而网络文学“反爽文”写作的兴起、现实主义题材与精神的回归、消费主义的自反性思潮所引领的主体形象嬗变，彰显了网络文学人物塑造的全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