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论坛杂志

江淮论坛杂志2025年第05期

• 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根基、历史韧性与实践进路

  蒯正明 林敏建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与文明交融激荡，巩固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引领文明进步、推动民族复兴的重要命题。立足于理论、历史与实践相统一的整体视野，系统阐释党在文化主体性建构中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理论层面聚焦“根”与“魂”的辩证融通，揭示其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创造性熔铸。历史层面透过“破”与“立”的辩证演进，展现党在不同时期打破文化桎梏、确立文化制度、拓展文化道路、增强文化自信的韧性历程。实践层面立足“体”与“用”的辩证统合，提出以深化理论认知固本、以文化赋能发展强效、以完善长效机制聚力的系统进路。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党领导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完整逻辑体系，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人学透视

  凌伟强1 王虎学2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诸多方面存在深层的人学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不同，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生态系统，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人学张力，在处理神人关系上存在历史张力，在甄定人的地位上存在价值张力，在推进人的解放上存在时代张力。在实践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进一步坚持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从新时代新的实际出发，真正推动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彰显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人学底蕴。

• 直接指称、严格性和弗雷格之谜——内森·萨尔蒙教授访谈

  张玉玲1 ［美］内森·萨尔蒙2

  内森·萨尔蒙（Nathaｎ Salmón）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荣休杰出教授，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杰出教授。他不仅是当代语言哲学的领军人物，也是逻辑哲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弗雷格之谜》被评为“五本最佳语言哲学著作”之一。在哲学语义学中，严格性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性概念。克里普克创造了“严格指示词”概念，而萨尔蒙则进一步区分“顽固的严格性”和“持存的严格性”。他强调，直接指称理论者与正统理论者的分歧不在于概念性或描述性内容的存在，而在于在确定所指和为成真条件所作贡献方面这种内容的所谓语义功能。此外，萨尔蒙还指出，由于未能明确区分语义内容和语用上传递的信息，关于“a=b”的“弗雷格之谜”——a和b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肇始于关涉“a=b”语义内容的错误主张。

• “中道”与中国上古民本王道政治论——以上古“书”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徐克谦

  从现存先秦两汉文献特别是与政事直接相关的“书”类文献可以看出，中国在上古时期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治国理政的基本政治观，并对后来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传统政治观就是基于“中道”原理的民本王道政治论。其主要内涵包括：王者以民为本，在天命和民意基础上“立中建极”；“允执厥中”维持“无偏无党”的王道；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促进多元共存、“咸和万民”的社会和谐，强调君臣上下“维有共枳”，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族共同体；以“维齐非齐”、因时制宜的辩证思维寻求实质性的社会公正。中国传统民本王道政治观对当今中国构建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政治话语体系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参考价值。

• 一种君民共生的政治秩序——以荀子“尊君重民”思想为中心

  宋洪兵 吕垚黎

  学界对荀子君民关系的论述，或主张“君本位”，认为荀子所倡政治立场是“尊君抑民”；或主张“民本位”，认为荀子所建政治结构是“立君为民”。事实上，在荀子哲学智慧中，“君”和“民”都是政治秩序结构的重要组成，一体两翼，共同构成国家政治主体，既强调“尊君”以维系统治秩序，又主张“重民”以厚植政治根基。其“尊君”非单向度的权力崇拜，意在维护社会秩序；“重民”则体现于重民心、重民知、重民力，主张以礼法引导民众参与政事，实现公私利益交融。通过“礼”为枢纽的“衡”之机制，荀子试图构建君民互动的动态平衡，使“民尊君”与“君重民”互为表里，共同构建政治生态平衡。

• 孟子对民本思想的转进

  谢远笋

  儒家政治思想源自《尚书》。就儒学发展而言，孟子承子思之学以续孔门学脉，思孟学派其来有自。与荀子侧重礼论不同，孟子更重视心性，打开了儒学极尽精微的一面。性善说是孟子心性论的核心，其特征为“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其性善说为前提，他把道德仁义之实由人性推广到社会、国家的治理之中，斯有仁政之说。孟子对民本思想的转进，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道之继续，二是治道之发展，三是心性之奠基。在此基础上，可对“民”作现代诠释。

• 论嵇康主体性人格的哲学建构

  张盈盈

  魏晋时期，士人陷入深刻的精神困局与价值危机。在此背景下，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更是系统性地构建了一条以“自然”为根基的主体性人格生成路径。该路径呈现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动态过程：通过“越名教”实现主体意识的觉醒，借助“任自然”完成本体回归、实践展开与道德自律的圆融统一。“任自然”的“自然”概念具有三重哲学意蕴：一是作为本体依据的“天道自然”，二是作为实践内核的“性命自然”，三是作为价值指向的“身心统一”。嵇康借此不仅批判了异化名教对个体的束缚，更确立了以本真生命为源头、以多维实践为途径、以道德自律为旨归的主体性人格生成模式，从而为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

• 法典化背景下环境资源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的制度塑造

  黎梦兵

  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以生态破坏性为前提，以行政和刑事双重法秩序违反性为后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反向衔接旨在通过轻罪出罪机制提升环境效益。但环境司法实践中反向移送案件未能以生态环境效益为中心，难以回应以刑代罚、行刑倒挂、修复落空等实践难题，需解决行刑反向衔接过程中的生态价值冲突化、环境事权分散化、实体规范碎片化和程序机制断裂化等制度问题。在法典化背景下，要以生态优先理论为基础构建环境违法惩戒法律制度，实现环境资源案件行刑法律责任的双向协调，从实体层面完善生态优先的法律规范体系，明确环境法律责任的边界；从程序层面完善反向衔接的启动机制、移送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回应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之时代需求。

• 环境刑事司法提前介入的限定

  苏 达

  行刑衔接是我国环境违法犯罪治理的核心难题。为解决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现实问题，环境刑事司法形成提前介入机制，包括司法内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以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单独或联动介入环保部门调查。其虽具备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办案效率、保障犯罪制裁以及降低生态环境损害等功能，但启动要件、案件类型、介入节点等规范之缺乏使其呈现出结果主义的泛化适用。未加限制地适用环境刑事司法提前介入将加剧司法程序惯性，形成环境犯罪刑事司法的实体与程序双重扩张。此则可能预设有罪推定，模糊司法权和行政权边界，旁置个体应有权利。环境刑事司法提前介入应为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特殊补充机制，在一般案件中仅能经前置机关商请启动。在适用该机制时尊重行政独立评价，规范公安机关双重权力选择，协调检察机关的多重身份，实现环境犯罪风险化下行刑合理衔接。

• “第三领域”的“国家化”：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观察

  赵晓峰

  “国家与社会”理论是学界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形态的重要视角，虽然关注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但难以阐释当前基层治理的复杂机制。通过对“第三领域”的再讨论，结合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观察，“第三领域”具有从“地方化”向“国家化”的转型趋势，且简约治理与科层政治之间的双重变奏进一步延展了当代“第三领域”的内涵。在国家治理转型中，“第三领域”成为多元治理主体在基层治理中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场域。与“地方化”的“第三领域”和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相比，“国家化”的“第三领域”在治理的主体、规则、功能、类型和治理成本等方面均有显著不同，其中汇聚了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多重力量，是一个既区别于国家和社会，又分别与国家和社会有着复杂且紧密关联的实践场域。

• 借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

  李棉管1 王璐瑶1 杨再苹2

  高质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如何在有限的制度空间实现有效发展值得进一步研究。Z市合理利用“强村公司”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体现了地方政府“借势发展”的行动逻辑。地方政府通过向政策、典型、权威借势实现了对机会的捕捉、认知和共识，又通过发展目标对标、发展模式升级和发展风险规避实现了对机会的改造、变现和反馈。发展型地方政府底色和发展风险相冲突的制度情境催生了地方政府借势发展的行动逻辑，“借势发展型地方政府”实现了复杂情境下对“发展型地方政府”的概念延展和理论扩充。

• 本土化视域下的组织美学研究：鉴本启真、道器合一与熔古铸今

  张熠婕 贾良定

  组织美学的兴起，实践上源于美学经济的繁荣发展，理论上则受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影响。西方组织美学难以解释本土情境中的独特现象，存在诸多局限。组织美学问题意识本土论着力破解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实践时的文化错位，以“鉴本启真”的自觉审视本土情境中的真问题；组织结构美学功能论重在超越形式表象，通过“道器合一”的智慧将物理环境转化为具有文化意义的审美空间；组织文化美学自主论则致力于“熔古铸今”的文化实践，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兼具文明根性与时代精神的美学范式。三者共同构筑了层层递进的组织美学本土理论体系，形成既具文化主体性又具全球对话能力的本土组织美学话语体系，打造“问题启动—结构响应—文化赋能”的逻辑链条，有助于激活传统智慧在现代组织中的应用，促进企业挖掘美学文化资源，构建和谐向善的生态环境。

• 技术冲击与税收能力适配性——基于征纳能力双重视角的分析

  何 杨 孙明荟

  税收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不断适配技术发展的需要，这种适配性既体现于纳税能力的变化，也体现于征税能力的变化。从纳税和征税双重视角，厘清技术变革对税收能力的结构性适配和制度性演化逻辑。客观辨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价值创造模式和就业结构变化对企业和个人纳税能力的影响，以及现行税收征管体制和现有税制对技术冲击的反应。据此提出，应聚焦技术创新发展，适当扩大税基范围；注重税收制度公平，完善税收分配规则；优化税收征管体制，协同提升征管效能；审慎推动税制改革，构建新型税收制度。

• 政府与政治研究中的田野实验：应用性及其适用性

  陈那波1 卓佳钰2

  田野实验日渐成为政府与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选择。田野实验的具身真实感合理平衡了研究的内外部有效性，这种平衡的潜力使得田野实验在海外政府与政治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在投票选举、精英行为、公共服务与集体行为、透明性问题等真实情境中均可见到巧妙嵌入的田野实验。然而，无限模拟真实情境的田野实验同时面临研究者与公众及研究对象之间的信任等伦理挑战，需要对选择的实验设计进行审慎的道德伦理考察。虽然田野实验在应用上具有较高准入门槛，但在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研究中具有天然优势，未来应重点关注田野实验在中国应用的可能场景及其与中国治理情境的契合性，并探讨如何将田野实验深度适配于当前的政府行动和政策实践。

• 边界之善：网络视听平台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构与应用

  李 韬 蒙柯键

  网络视听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重要业态，兼具公平竞争与合规经营、权益保护、优质内容生产、内容生态治理、网络文明与社会教化等多重责任。当前，国际主流的工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难以充分适应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特别是网络视听平台发展需求，而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并深度嵌入网络视听平台运作，加剧了平台责任治理的复杂性。通过深入分析基于一般互联网平台属性的共性责任和基于网络内容属性的视听平台特有的扩展责任，在连续三年的跟踪监测和研究基础上，立足中国本土实际和网络视听行业特征构建网络视听平台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这一体系进行实践验证与逐步完善，以期为网络视听平台社会责任评价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从而助力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平台的善治。

• 开源大模型开发者刑事责任减免的法教义学阐释

  李飞宏 欧阳本祺

  开源大模型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即当大模型对外输出犯罪行为和结果时，开发者应否负责。完全豁免其责任或参照闭源大模型服务提供者的模式等同适用的立场均存在缺陷，无法因应开源大模型中存在的“开发者—服务提供者—使用者”三方主体结构进行准确的法教义学阐释。应当通过基于功能主义立场的实质化的风险管辖理论，从风险管辖义务的创设到转移，为开源大模型开发者奠定责任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部署模式、开源程度，体系性地构建开源大模型开发者责任减免的场景化规则。

• 数字文旅中生物识别信息侵权的司法认定

  胡学军 杨馥源

  数字文旅中生物识别信息的广泛应用，导致相关侵权案件呈现出采集行为隐蔽性与无意识性并存，风险兼具群体性、扩散性和转化性的特征，对其司法认定路径的探索是数字文旅健康发展与公民权益有效保护的重要课题。这关乎平衡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完善数字时代个人信息法治体系等多重价值的视线。针对侵权行为，应立足数字文旅场景特性，以特定目的限定信息收集的合法性边界，并结合技术发展动态拓展生物识别信息的外延；针对侵害结果，需认识到其人格权益、财产权益与公共利益侵害的复合形态，从而做到全面考量；针对因果关系，可积极运用事实推定机制，缓解权利人因技术壁垒导致的举证困境；关于无过错抗辩，被诉侵权人可以从数据采集合法性、管理规范性等层面完成证明。

•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三大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赵炎秋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人民性和中华性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三大基本特征。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本土文学理论的高度融合以及中国社会的性质共同决定的。人民性指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人民本位，这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一以贯之的红线，包括“为人民”“写人民”“人民评”三个方面。中华性指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具有的中国特性，包括立足中国现实、坚守民族特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个方面。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这三个特征虽然甫一开始就胚胎其中，但并不是按比例发展而同时成熟的。三个特征各自独立，有机统一；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基本定性。

• 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话语的生成机制与理论特征

  廖述务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立足本土文论实践、具有内生性与自主性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建构形态。立足中国文学现实，对中西理论资源进行有效的在地性转化是其建构的基本逻辑。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话语之生成依循这一建构逻辑，其生成机制包括递进性的两个层面：其一，西方源发语境下的“后理论”文论话语为本土“后理论”文论话语之生成提供了观念参照。在西学谱系中，“后理论”表征了一种文论新知识生产范式的生成。其二，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知识生产范式之生成内蕴于文论“世界体系”这一认知装置中。其生成既不是西方单向影响（冲击－反应）的产物，也不完全是由本土内生动力激发的结果，而是由两者共时性互动与映射合力促成的。本土话语实践表明，“后理论”较好实现了在地性转化，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知识生产范式尚具潜体系特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西方宰制性优势话语的创造性解构与再造。

• 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理论中国化回顾与省思

  杨 旭

  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逾九十载，可分为四个阶段：构型期以本土化接受与阐释为特征，聚焦典型内涵、创造与真实性；定型期形成“社会政治学模式”，呈现教条化内涵、规范化创造与图解化真实；转型期注重理论有效性，表现为内涵拓展、创造多维与真实性新释；重构期以内涵当代化、创造在地化、批评视觉化为核心。各阶段特征深刻回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艺需求。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脉络，辨析其传播中的阐释偏差与实践误区，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典型理论。同时，激活理论内在意涵，可为当前文艺创作和批评提供指引，推动中国文艺实践发展。